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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天地》第22期9版：遮蔽與重估：王羲之書法中的“《初月帖》類型”

■ 邱才楨
 

 

 

 

      《蘭亭集序》無疑是書法史上影響最大的名作，沒有之一。歷代關于《蘭亭集序》的摹本、拓本不知凡幾，關于多種版本《蘭亭集序》的鑒賞、題詠、臨摹、學習構成了多層面的《蘭亭集序》的接受史，《蘭亭集序》的巨大影響力，也使之幾乎構成了王羲之書風的唯一形象。
      王羲之書風的整體形象，應該是由王羲之所有的“作品”構成的——當然，王羲之的真跡已然不存，這里的“作品”，指的是王羲之書法的所有摹本和拓本，當代人借助豐富的印刷數(shù)碼技術，可以見到幾乎所有的“作品”。然而，歷史上的書法家和鑒藏家們并沒有這么幸運，他們只能見到局部的“王羲之”，即每一時期的書法家或鑒藏家，只能見到某一件或某幾件“王羲之”。其中，《蘭亭集序》的摹本或拓本，是他們經(jīng)常遭遇的對象。
      在書法史或書法鑒賞史上，很長時間內(nèi)，只有少數(shù)人才能見到《蘭亭集序》的摹本或拓本，遑論王羲之的其它書作了。因此，《蘭亭集序》幾乎成了人們談論王羲之書法的唯一標尺。如大家所知，除了以《蘭亭集序》為代表的行書之外，王羲之還有以《黃庭經(jīng)》《樂毅論》《曹娥碑》為代表的楷書作品，《姨母帖》為代表的行楷作品，《十七帖》《初月帖》為代表的行草書作品。書體的不同，必然導致筆法不同。因此，王羲之的書法，其實包含著多種筆法。
      王羲之的楷書筆法基本上是一種類型，以《黃庭經(jīng)》為例，大多線條平直，轉角圓潤，有古質典雅之風，側勢起筆，手部動作在掌指之間，《樂毅論》等與此類同；而以《蘭亭集序》為代表的行書，強化了起筆角度和運筆轉換，強烈的衄挫導致線條較為明顯的粗細變化，也可知指、掌、腕之間的微妙配合，《平安帖》《奉橘帖》乃至《圣教序》均屬于這種類型；在王羲之的草書作品中，對于筆尖側筆露鋒的熟練使用逐漸讓位于對筆毫中段的重視，在《遠宦帖》《上虞帖》《二謝帖》等名作中，銳利俊爽的露鋒相對減少，或者在一段線條中所占的長度減少，并迅速轉為中段、轉角較為豐滿厚實的線條�！镀咴露枷绿�》《游目帖》《蜀都帖》中，對中鋒和線條中段的重視更為明顯。
      《初月帖》展示了王羲之書法中與《蘭亭集序》幾乎完全不一樣的筆法路數(shù)，筆毫落紙后裹鋒運行造成復雜的塊面，線條飽滿、厚重而又凝練，特別是轉彎之處，方中寓圓，甚至具有三維的效果，有筆墨堆于絹素之感，指掌對筆毫的控制讓位于腕掌對筆毫的控制，對筆毫尖部的迷戀轉為對筆毫中段的強調，對單一較長露鋒骨感的呈現(xiàn)轉為復合筆鋒肉感之間的轉換�？傊�，只有在《初月帖》這一類作品中，我們才能見到最為飽滿、厚實、豐富的絞轉筆法，這種極為復雜的筆法，前所未有�！缎叙μ�》《得示帖》《喪亂帖》《頻有哀禍帖》等作品的筆法與此基本類同，因此不妨稱之為“《初月帖》類型”。
　　從時間上來看，《蘭亭集序》《遠宦帖》《上虞帖》《初月帖》《孔侍中帖》等筆法不同的作品都出現(xiàn)在王羲之的晚年，這說明，王羲之晚年已經(jīng)可以在各種不同的筆法之間自由游弋，至于何種外在或內(nèi)在的原因致此，尚需進一步研究。
      遺憾的是，這種筆法在以后的書法史中幾乎難以見到。少數(shù)書法家的書作中呈現(xiàn)了與此類似的筆法，比如王寵，線條飽滿、厚實、圓勁，尤其是轉角處的外圓內(nèi)方與《初月帖》類型極為神似。然而，復合筆鋒造成的復雜豐富的塊面，在王寵書作中已經(jīng)很少見到，而且，線條中可見其腕部力量不如《初月帖》，執(zhí)筆的位置也相對更高，這可能也影響了其腕部力量。八大山人書法中常見有“金剛杵”式渾厚飽滿的中鋒線條，但多見于他的大字作品，這樣，腕指掌之法已經(jīng)變?yōu)橥蟊壑�法。與《初月帖》等相比，無論是筆法還是線條形態(tài)，都有所簡化�？傊�，《初月帖》類型筆法在后世的影響，與《蘭亭集序》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初月帖》類型筆法在書法史上的影響相對之弱，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流傳影響面較小。此帖在唐萬歲通天二年（667年），武則天向王方慶征集王羲之墨跡時出現(xiàn)，王方慶將家藏自十一代祖王導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書跡共十卷獻出，其中就有王羲之《初月帖》《快雪時晴帖》，武則天命人全部雙鉤廓填。此卷在宋代已殘缺不全，通過卷后題跋可知曾為南宋岳珂、元代張雨、明代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經(jīng)眼，在明代為無錫華中甫收藏，后入清代乾隆內(nèi)府乾清宮。由此可見，目寓《初月帖》者相當有限。而屬于《初月帖》筆法類型的《行穰帖》，傳為米芾再臨本，曾入宋徽宗宣和內(nèi)府，后為董其昌友人吳廷所藏，董其昌有多處題跋，后入清宮，乾隆有題跋題詩及鑒賞印。至于《喪亂帖》《二謝帖》《得示帖》，在圣武天皇時期（唐中宗至玄宗時期）傳入日本，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較小。
      《蘭亭集序》及其摹本、拓本系統(tǒng)的廣泛流傳與唐太宗最初的大力推廣不無關聯(lián)。唐太宗的書法趣味使得《蘭亭集序》對于王羲之其他筆法書風的流傳具有遮蔽甚或壟斷性質。歷代書法家也因為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接受以《蘭亭集序》為代表的局部的“王羲之”。如今，先進的印刷、數(shù)碼傳播技術已使我們在很多物質層面上超越前賢，因此，摒棄歷史慣性，進一步發(fā)掘更為豐富的王羲之，進而化古出新，具有無限可能。
      （作者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